楊里克腦袋發熱,不知道哪裡來的意念,突然扣動扳機補火。他說:“別人都開了槍,我不開槍,不是顯得我太膽怯了嗎?”“噠、噠、噠”!他手中的輕型衝鋒槍向著河中遠去的知青開火,把前面4個人嚇一大跳。事畢,大家按原路返回,都不說話。中途,只有楊里克哼了一句:“這年頭,殺個人比殺只雞還容易!”
  武鬥懺悔者楊里克:開槍是為了掩飾膽怯
  文_本刊記者 劉霄
  西昌鐵路退休職工楊里克,始終記得多年前管理學校化學實驗室的一名校工,領著一群學生,大聲教唱“工人階級是硬骨頭”的場景,“那張臉對我印象太深刻了,堅定得很”。楊里克一邊說,一邊不禁在空中打起了拍子哼唱著,示範起那個40多年前的動作。沒過多久,這名校工潑濃硫酸自殺,原因是自己家庭出身太差,無地自容。這樣的事情:自殺、戰死、誤傷,在之後的三年,不斷重覆上演,像是翻拍劇。退休後的楊里克靠上網和打球度日,最常去一些討論時事的網站,還加了幾個探討時政的qq群。在廉政瞭望記者面前,他點了一根煙,伏坐在茶几前,喃喃地低訴,應該是已經太久沒有人面對面地和他討論那些陳年往事了。
  “這年頭,殺個人比殺只雞還容易”
  西昌高中同學聚會,老同學之間,最多的是相互寒暄,對於1967至1969年的那段“兵戈時光”,像是集體失憶一般,緘口不提。1966年,文革席卷全國。次年,西昌地區“造反派”掀起了武鬥狂潮。“造反派”分裂成兩大陣營。楊里克參加的一派被稱為“地總”,對立派則被稱為“打李分站”,兩派互相爭鬥,但他們都聲稱保衛毛主席和共產黨。雙方從最開始的大字報、大辯論、肢体衝突、扔石頭、棍棒、鋼釺、籐帽,最後發展到真刀真槍的大規模武裝衝突。在凱迪網上,楊里克發過一個熱帖,他寫道:殺雞時,左手抓牢雞翅膀和雞頭,右手扯去雞脖子上的細毛,找準雞的頸動脈,穩準狠的一刀下去。待雞血噴涌時,將雞頭朝下,滴乾凈血。 殺雞和殺人的方法差距其實不大,圍繞在楊里克腦海裡的就是這樣一幅幅畫面:開槍、掙扎、哀求、嘶吼、而後血水盡、氣數絕。60年代末的西昌,夜色像潑開的墨,比今日更為濃重和漫長。楊里克一派5人,趕著一個對立派的成都知青,在齊腰深的荒草中,緩緩走向海河。那知青起初拼命哀求他們,饒他一命,說家裡還有一個孤苦無靠的老母親。說著說著就停下,死活不走了。他們威脅他,不走就當場打死。知青乍一抬起頭,望著一片漆黑夜空,猶如將死的獵物,發出一聲哀鳴:“難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天嗎?”說完後,就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,也沒有任何反抗舉止。來到河邊,知青一個人站在海河岸邊,身後是4名武鬥隊員。楊里克站在一群人後邊幾米遠,獃望著。 沒有人發佈命令,沒有人說一句話。突然,“砰、砰、砰”,槍聲劃破寂靜長夜,知青身中數彈,落入水中。他身體慢慢浮出水面,順流向下游飄去。楊里克腦袋發熱,不知道哪裡來的意念,突然扣動衝鋒槍扳機補火。他說:“別人都開了槍,我不開槍,不是顯得我太膽怯了嗎?”“噠、噠、噠”!他手中的輕型衝鋒槍向著河中遠去的知青開火,把前面四個人嚇一大跳。事畢,他們按原路返回,都不說話。中途,只有楊里克哼了一句:“這年頭,殺個人比殺只雞還容易!”在文革中,楊里克只管迎頭而上,殺了多少人,傷了多少人,他自己也不太清楚。和楊里克一派的,有一名武鬥人員,和女友玩槍,沒拉住扳手,女友被面對面擊中。臨死前,她只說了一句話:“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啊。”而其父在亡女追悼會上說:“可惜她沒有死在文攻武衛、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火線上。”楊里克狠狠捻滅了一支煙頭,有點激動地說:“那個年代,現實比戲劇還要荒誕。”武鬥中,有人傳言把被子用水浸濕,裹在身上可以防彈。許多人信這個話,和濕被子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。
  思想的化學效應
  1980年,峨影廠拍了一部反映文革武鬥的影片,名為《楓》,外景幾乎全部在西昌拍攝。有一處取景地,名為白樓,是四川林學院的教學樓。據涼山州史志辦編撰的“大事件”描述:1969年7月,西昌“地總”打回西昌,19日四川林學院白樓被炸毀,打李分站死27人。隨即攻下西昌城。此後,白樓像一個虛弱的殘疾者,在歷史的風雨中瑟瑟地站立了十幾年,80年代末才得修複。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楊里克:那個年代的人,包括自己,為何那般瘋狂?他第一次拿到槍,不是畏懼,而是興奮。一次,學生們去領槍,男生給女生遞槍,因為太過激動,一男同學把槍扔到女同學身上,打碎了女同學的肋骨。西昌地區的武鬥時間很長,勢頭也很猛烈,直到1969年底,省里來人下達命令,方得終止。楊里克在武鬥中屬於“革命小將”,僅被關了十天,被釋放時,公安人員對他說:“回去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,不要再犯錯誤。”然而,他始終無法擺脫這段經歷對命運的操弄。1975年,中央反擊右傾翻案風吹起。兩年後,楊里克以“現行反革命”入罪,他在武鬥中殺人的舊事也被拿出來一起清算,被判刑4年。當時,楊里克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裡做錯了,覺得自己是以保衛毛主席、保衛社會主義的名義參加武鬥,最後卻反進了勞改營。他心中好像有什麼東西坍塌了,武鬥中他一直覺得自己是英雄,而今他才明白,自己不是想象的那樣。在勞改營的日子里,他不斷申訴,對於在武鬥中被控訴的罪行,他這樣寫道:“當時,各方都是把對立派當做國民黨反動派來打,何罪之有?”1978年,中央開始平反冤假錯案,政治氣候開始發生變化。楊里克申訴成功,被釋放了出來。之前他的妻子帶著才1歲多的兒子,等了他兩年,組織上多次勸其離婚,她都不願意。談及那段歲月,她說:“認準一個人,不管他是什麼,我都等他。”思想劇變的化學效應發生在80年代,那段時間各種新的思潮襲來,楊里克在工作之餘,廣泛接觸了一些讀物,加之自己的特殊經歷,進而開始反思人生軌跡。但是他找不到一個地方,把這些都攤開來講,更找不到一群人聽他講,因為當事者的“集體靜默”。楊里克有一名關係頗好的高中同學,現在是一名大學教授,他們一起參加過武鬥。他是為數不多的、可以和楊里克沒有顧忌地探討當年事的人。在老同學的推薦下,他去了一些時政類的網絡論壇,開始傾訴歷史之殤。在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變化,紅衛兵、武鬥狂人、知青、“反革命罪犯”等,讓他的故事充滿了戲劇色彩,探討熱度驟然而升。
  默默無語是最大的殘忍
  楊里克和老伴坐在客廳里,兩人討論著一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兒,因為年份太久遠,互相挑指著對方的記憶盲點。一個說武鬥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是誰誰誰,另一個說你記錯了吧,好像是另一個人。楊里克回憶,1967年武鬥初,自己還是有懷疑和不安的。他和一幫同學準備逃往雲南,半路被截回,這才投入了浩蕩的武鬥隊伍。他嘆了一口氣:“形勢比人強,隨大流而已”。起初,議論當年的人是少之又少,楊里克說:“大家默默無語,沒有議論,沒有嘆息,這才是最大的殘忍。”他很愧疚,希望可以給自己,給那些逝者一個交代。後隨著網絡的興起,更多的人站了出來,走到歷史的臺面前,開始講述、反思和道歉。 去年宋彬彬等一批“紅二代”們紛紛站出來,為文革中自己的過錯懺悔,給了楊里克一些鼓勵,他還曾聯繫過一些作家,想出版口述史。但讓他苦惱的是,因自己在網絡上發的懺悔貼,一些網友罵其是殺人犯、劊子手,要讓他血債血償。楊里克反問,在那個年代,你能分得清誰是迫害者,誰是受害者嗎?他記不起自己傷害了多少人,很多都不認識,也不曉得到哪裡去找那些人的親屬。但他說,如果遇到,我一定要向他們道歉。從個人道歉到集體懺悔,再到更深刻的反思,參與進來的當事者還只是少數,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在被問及懺悔的意義在哪裡時,楊里克說:“懺悔倒是第二位的,那是對於個人良知而言的。在我心裡,還原歷史是第一位的,讓學者獲得更多的第一手資料,讓下一代更客觀的瞭解歷史,避免悲劇的重覆。”楊里克很喜歡魯迅,他喜歡魯迅的一句話:“時間永是流駛,街市依舊太平”。但平靜之水下,總有波瀾。當年,在一場進攻對方武鬥據點的“戰鬥”中,一顆軍用手榴彈在楊里克身邊爆炸,他身上多處受傷。最大的一顆彈片,打斷他指甲刀的三層鋼片,穿過兩層軍用皮帶,再進入肚皮表層。他大難不死,被手術醫治。後來他感覺左手掌心還有一顆彈片,手術當時沒有發現。醫生說,影響不大,害怕傷到神經,就不必再開刀取彈了,直到現在。這顆在他身體里停駐了40多年的彈片,仿佛提醒著他,如他自己在網貼里說的那樣:“經歷過昨天,方纔知明天。”
(編輯:SN08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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